吉字的演变甲骨文字甲骨文(吉字的来历起源和演变)
目录导读：
吉字的繁体字是什么?
是吉字的异体字写法，读音和意思与吉字完全相同，此刻业已不在使用，打不出来，如下图：
吉拼音：jí，注音：ㄐ一ˊ，部首：口部，部外笔画：3画，总笔画：6画
五笔：FKF，仓颉：GR，郑码：BJVV，四角：40601，结构：上下，电码：0679
区位：2810，统一码：5409，笔顺：一丨一丨フ一
释读解义：
1、好，有益的，幸福的，与“凶”相对：吉利。吉祥。反凶化吉。吉光片羽（喻残存的贵重的文物）。
2、吉利的日子：择吉。
3、善，贤，美：吉人（善良，有才德的人）。吉人天相。4、中国吉林省的简称：吉剧。
5、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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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演变：
相关组词：
1、吉庆[jí qìng]
吉利喜庆：～话。平安～。
2、吉期[jí qī]
好运的日子。特指出嫁的日子。
3、择吉[zé jí]
旧时指为办喜事或办丧事挑选好运的日子：～迎娶。
4、吉普[jí pǔ]
亦称吉普车。英语音译词。一种前后轮都驱动的小型越野汽车。机动性强，可以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行驶。
5、吉日[jí rì]
吉利的日子：～良辰。
姓氏吉的来历
1。出自姞姓所改，姞姓是中国最古老的“姓”之一。 据《唐书 宰相世系表》所载，是远古黄帝有个裔孙叫伯儵，受封于南燕国（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一带），赐姓姞。后来他的子孙省去女旁，遂成吉氏，世代相传姓吉。吉姓氏目前全国统计人口203万。 2。出自姬姓，以祖字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是上古周宣王有个贤臣叫尹吉甫，他的支庶后代以祖字为姓，世代相传姓吉。 吉姓后增的一些来源： 1。汉族羊舌复姓中有改吉姓者。 2。三百多年前女真族的后裔满人入主中原后，有一些满族旗人改姓“吉”。如清天聪年间战功彪炳的大将吉思哈，他本姓乌苏氏，是满洲镶白旗人；清嘉庆年间的两广总督吉庆，他本姓觉罗氏，是满洲正白旗人，等等。 3。清代青海西宁土司吉保是西番人，其后代也以吉为姓。 4。原海南琼中、保亭、乐亭三县交界处有72峒黎民本无姓氏，后由大总管统一定为吉姓。 5。土家族吉桑氏，其汉姓也是吉。 6。当今蒙古族、彝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傣族等民族中，亦有人以吉为姓。
吉字的繁体字
“吉”字从甲骨文演变至今，就是这般模样，没有繁体写法。
吉的草书
如图
简单说说我国文字的源头及早期演化过程
汉字作为华夏民族广泛使用的文字，这一事实显然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于是，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换句话说，探讨中国文字的源头不但要关注汉字的源头问题，而且也一样应该关注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时候先民所使用的非汉字系统的文字的源头问题。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已经越来越清楚。先民创制文字的意图first of all就是为实现人与神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并且从人类早期文字的普遍特点剖析，文字的创造则源于象形，这其实也就是说是人们建立起人与神对于文字字义具有共同的理解标准和认知内涵的基本条件。所以在我们有能力确凿无误地证认一种文字体系之前，任何不具有书面语意义而单独存在的符号，都无助于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同时那些在结构上不能完整地展现依类象形特点的符号，也就无法证明它们是为表达某些相对复杂的概念而有意识地创制的作品。很明显，这几个书契资料并不足以表明它们的性质一定属于文字。从这一意义上讲，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无疑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不但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一），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从而表明其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因 此，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汉字的源头，一直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但这显然不是这种文字的使用年代。依照甲骨文的传统分期成果，被纳入第1期的殷王固然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但真实不虚能够确定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资料却数量极少，学者虽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二），但所提出来的为数不多的若干资料，对其时代的判断迄今仍难取得共识。诚然，这并不象征着武丁以前没有文字，新资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可能使旧有的认识大为改变，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甲骨文固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陆续在郑州二里岗等遗址有零星发现（三），而且属于武丁以前的铜器铭文与陶器文字也基本能够得到证实（四），但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陶器上发现的朱书文字显然对于追溯汉字的来历起源更有意义。这几个文字或一字独书，或数字并存，可辨识的有“尹”、“天”、“�”等文字（图一），时代约属公元前15世纪（五），这几个文字不但与甲骨文明确属于同一个体系，而且其时代也较殷墟甲骨文更早。小双桥的朱书文字并 不是最原始的汉字当然可以肯定，约属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陶寺文化陶背壶上已发现有朱书的“文□”二字（图二）（六），也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文□”之寓意好像与禹名“文命”有关（七），这象征着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实际上是在继承夏代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八），these latest Handbags，这一事实可Yi经过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关文字资料清晰地追溯出来。当然，当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认为俺们寻找夏代文字的渊源提供根据，尽管汉字追溯于象形的事实曾使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图像有可能展现着早期汉字的原始形态（九），但依类象形的造字方法却并不但仅为汉字所独有（十）。诚然，假如从文化地理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因素代表一种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剖析，这种比较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与夏代文字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文字显然不属于汉字的系统，里边 的一件重要物证就是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属于龙山时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于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图三），时代约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因为丁公陶文的字形结构明显区别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而与古彝文绝多相同，因而属于古彝文（12）。对其文字的释读，我们曾有详尽的讨论（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性质为招祖护佑，求吉的卜辞。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为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告”为祭名。“吉长”意即长吉，犹殷卜辞所言之“引吉”。“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守旧的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彝族自称ni ，为古称，汉译为“夷”，字与古彝文“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实际源出始祖之名，即彝人用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15）。将这一事实与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争胜的史实对观，显然有用且助于我们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用其时位居海岱地区的方伯称为“人方”，这与夷人的族称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这几个事实不但证明了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的文字体系，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在海岱地区的先民族属的认识。我们曾经经过对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的一种特殊八角图形的研究，讨论了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文化联系（16），这个经东北而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曾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7），其文化面貌确实展现出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极大不同，这几个文化正所谓孕育出单独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18）。当我们以太行山为界而将分布在东西两域的考古学文化加以对比的时刻，它们之间所展现出的宏观差别相信会被每一个人所认同，这种文化差别假如与不同的族属联系起来思索显然更有意义，而不同文化的形成应该正奠定了夷夏两种不一样文字创造和产生的沃土。很明显，如果我们还没有理由将夷、夏两种文化的源头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话，那么至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夷夏东西的古史观去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是谨慎和客观的做法（19），并 且，这种观念必然涉及到大家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读方法的思考。诚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新的古彝文资料的发现和文字释读成果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固然其陶器特征与裴李岗文化十分接近，但用龟及獐牙随葬的习俗却与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岗文化相似，至于其稻作农业，则更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却不见于黄河流域，足见其与东方夷文化的密切联系。值得注意和提防的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三件龟甲上分别发现契刻的三个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龟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图四）（20），与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这个字形不但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结构，并且在数千年后的良渚文化遗物上也曾出现，这种存在于异时异地但结构却一成不变的符号已经显示了其所拥有的超时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点，应该可以区别于简单容易的记事符号。但问题是，假如我们以甲骨文为基准而判读此字就是“目”字，尽管在字形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古代人们缘何独以“目”字契刻于的龟甲，其用意却好像难以解释。况且类似的文字还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图五）（21），而玉璧作为礼天之器，契刻“目”字更于理难通。然而当我们用古彝文作为研释标准解读这个文字的时刻，疑问便可迎刃而解。由于古彝文“吉”字与贾湖龟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构完全一致，字读为vəך，与汉字“目”的古音极其接近，证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义即取眼目的预兆形文，用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于用于的龟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据古彝文，将贾湖龟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释为“吉”，意义畅达。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个符号（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图像乃八卦与九宫的代表象征，彝语称述八卦即为八角，有关问题我们已有详细讨论（23）。而八角图像的右侧则有三个文字（图六），其中第1字象斧钺之形，此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图七）（二十四），而晚可见于战国巴蜀文化铜盆（25），字形结构一脉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于古彝文读为ndzo ，意为领袖。这当然为俺们提供了讨论其造字本义的机会，由于甲骨文的“王”字源出作为王权象征的斧钺仪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预示领袖或首领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现了这点。此字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好像又与郑州小双桥陶器上独书“尹”字之含义相同，由于甲骨文“尹”字的意义有时正可以理解为“君”（27）。毫无疑问，夷夏两种王字取形的共同来源不但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权力象征的共同认识，而且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如果古彝文的领袖或首领可以与汉字的“王”具有一样的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有用且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转变的历史。运用古彝文解读上述文字资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并 且，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联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充分印证了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28）。在东方的彝文字与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并 且，夷夏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用于记事的简单符号。这几个符号大体上都契刻于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常常也只刻有一个符号。陶符的数量比之我们有机会讨论的早期文字资料丰富得多，从而成为学者长期以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准确地说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基本材料，并认为这几个刻划符号乃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9），甚至由此提出汉字源于指事与象形的“二元”论点（30），实际上，这类陶符在形构上既与夏文字大别，也与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时间上，则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字已经普遍使用的战国时期。陶符与汉字共存的现象足以说明，这类长期被学者怀疑为文字的陶符其实也就是说与汉字存在着严格的不同，至于其与古彝文的关系，则也尚待研究。学者或将此类早期陶符与陶文加以区分，并指出其非属汉字的性质（31），乃真知灼见。正像考古学研究必须first of all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也没有可能将文字与其归属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反映了古时候族群的多样性，这实际决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学证据显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华夏一统的格局，这象征着人们长期习惯于利用殷商甲骨文作为解读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检讨，由于这无异于承认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乃是早期社会通行的唯一文字。显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陶文的发现已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待文字起源的问题时不能如此简单，中国文字的源头研究能不能摆脱“大一统”观念的束缚，那么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则为中国文字的源头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不但由于陶文成组出现，从而明确显示出其所拥有的记录语言的功能，这当然与大量单独契刻于陶器上的符号形成了本质的不同，同时更为关键的是，陶文的形构截然不同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这象征着假如俺们是可以正确地解读这种文字，故此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状况获得新的认识，进而建立起与已知的甲骨文体系或同或异的有关文字起源的研判标准，并寻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我们曾经指出，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明确显示了其与商代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因此它无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则已明确印证了中国文字的源头至少具有两个单独的系统（巴蜀文字可能属于另一新的系统），即以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为代表的东方夷（彝）文字系统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统。其后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随着夏、商、周三代的强大，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获得了强劲的发展。而彝族文化则随着商周民族对于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断打击，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终成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传。这几个事实清楚地表明，统治者在实现其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的过程中，文字充当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注 释：（一）据学者最新统计，甲骨文单字的数量近4100个，如计异体字，则逾6000个。见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胡厚宣：《甲骨续存•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刘一曼、郭振录、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六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曹定云：《殷墟田野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学集刊》第一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一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三）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三8页，图版拾陆，6，科学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四）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三期；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五）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五期。（六）《陶寺建筑基址是否城址定论尚早》，《光明日报》两千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两千年7月16日1版。（七）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两千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八）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时候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2002年。（九）郭沫若：《古时候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上、下篇），《中间位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二分、第三分，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的源头问题》，《中间位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0本第三分，1979年。（十）古彝文，纳西文也源于象形。（1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4、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四期。（12）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文物与考古”，punk belt buckles。（13）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一期。（14）彝语语法只有宾语前置于动词的一种形式。下同。（15）彝族传统文献始终自以“夷”为族称。新中国建立之后，误以“夷”有歧视之意，遂改为“彝”，但彝族对于族称的这种改变到现在仍存异议。（16）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2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7）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18）冯时：《文字起源与彝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时候文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2002年。（1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间位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5年。（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21）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3期，1993年。（22）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一0期。（23）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2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二十四）高明：《古陶文�编》，中华书局，2004年。（25）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三期。（26）林�：《说“王”》，《考古》1965年第六期。（27）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8）有关古彝文资料的汇集研究，容另文讨论。（29）郭沫若：《古时候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钻石的若干问题》，《考古》1973年第二期。（30）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3辑，中文大学，1981年。（31）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源头》，《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六期。有关的主题文章：
吉的甲骨文写法
甲骨文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后把时间、者之名字、所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但是具体的情况因甲骨分期而有详略的差别，大体上以武丁期的刻辞最为完整，并且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时期。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几个字都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大量的甲骨文及铭文既记录载入了那个时候、经济、军事以及气象、方面的情形，又预示着文字接近成熟。图为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介绍甲骨文主要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迄今为止发掘出存世的大概有15、4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其中大陆收藏的有97600多片，收藏的有30200多片，有89片，因战争和商业因素流散到海外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前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12个国家有26700多片。其中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曾有组织地在殷墟盗掘，因此收藏最多，有12000多片。目前全地球有500多位学者专门研究甲骨文，发表专著有2000多篇。商周非常，商周王常用甲骨吉凶，并且将的事情、时日和结果等刻在上面，故甲骨文字也称卜辞。内容涉及、经济、军事、气候、习尚等很多方面，是研究那个时候历史的重要资料。甲骨文大概有4500个单字，已解读的有三分之一左右。依据研究，甲骨文中已经使用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汉字造字法。在字义的使用上可以明显看出假借方法。形声字占25%左右。今天，形声字占90%左右。甲骨文和是汉字成熟的标志，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也是目前全地球唯一使用的一种表意文字的前身。它的书写材料一般为龟骨、牛肩胛骨，也可以刻在墙壁，木器，石器等处，有刀刻的，亦有朱书、墨书的。我国古代长期存在，春秋后期汉字脱离甲骨形态，逐渐不被认知，不过一般会被当做“龙骨”卖给药材商做药材之用。直到1899年(清光绪25年)，在一个偶然机会里由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被考证为商周遗物。民国初年经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整理，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认为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1500年以上。===========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时候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从此以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间位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迸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自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十五万片以上，分别藏于中国大陆、省和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南朝鲜亦有收藏。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录出版，早期的有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明义士的《殷虚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后又有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胡厚宣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来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四万片，编为十三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等国所藏的甲骨，也已著录成书，分别发表。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为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因为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范畴。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与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部落有师、旅等；刑罚有刖、劓、伐等，并设置了监狱。甲骨文中也记录载入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对于解决商代社会性质有直接关系。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被征服的方国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录载入。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裒田、作大田的记录载入，还有各式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降低对农业收成的作用与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皆有记录载入，且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牢厩。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渔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之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记录载入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式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在天文历法方面，有日食、月食和鸟星、新星、大星等记录载入，亦有“十三月”等闰月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虹等记录载入。在医学方面，有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踵疾等疾病的记录载入，亦有关于生育的记录载入，表明那个时候能准确推知预产期。商王尚鬼，凡事。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注意和关注，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表示吉凶，祈望得到保障。材料多为龟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也有在正面）施以钻、凿。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后，将所卜问题与事项记刻于甲骨之上。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所以又叫为卜辞。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而大部分卜辞常省略占辞或验辞。甲骨文中，有的在描绘上涂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亦有些是先写后刻的。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而讲，刻辞迎兆并与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背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在甲首、甲尾及甲桥边部的卜辞则由外向内行。商代常从正反两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对应的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胛骨则相反。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骨上的各条卜辞，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常有界划相隔，每事亦反复对贞。不过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列，为“相间刻辞”；有卜辞于甲骨正面无处容纳，而转刻其背面，为“正反相接”；有反复卜问同一件事，而将内容大致相同之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各版卜序不同，称为“卜辞同文”。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纣王共约二百七十三年，经历八世十二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亦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宾根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1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2期：祖庚、祖甲；第3期：廪辛、康丁；第4期：武乙、文丁；第5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1904年孙诒让作《契文举例》，为第1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之后，学者们运用“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方式方法，比较剖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点画，并通过音韵学、训诂学的手段来考释文字。其中作出贡献的学者及主要著作有：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唐兰《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杨树达《耐林甲文说》、《积微居甲文说》，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殷契粹编考释》及《甲骨文字研究》，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等。自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利用甲骨文进行商史研究后，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分别著有《我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历谱》和《甲骨学商史论丛》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亦有许多关于商史钻石的内容。最近几年以来，许多较年轻的学者也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甲骨文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探求，如文字的考释、分期与断代，商代的社会、奴隶的身分以及商史上的很多问题。此外，对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属开始阶段，仍有很多争议。这几个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课题。甲骨文字风格演变：甲骨文字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互用发展所造成，大致上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氏据殷代卜辞，把贞卜人群，分为五个时。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錝时代，以十干十二友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1期到第5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徵。 第1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至为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艰作。此类大字常是强力的，雕的笔划很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亦有工整秀丽的小字，都极其精彩。这几个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2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1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那个时候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3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於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期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4期（武乙、文丁时）的贞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之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时代新兴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5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古板工整。理由是： 贞卜问题与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丕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题名: 刻有文字的甲骨 主题关键词: 金石拓片 图片ImageImage原文原文龟甲5521。5538。5518。6019：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祖庚、祖甲时祭祀祖先之卜辞。共四片。 兽骨5402。5403：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武丁时旬卜王事之卜辞。共二片。 甲骨文是写或刻在龟的腹部、背甲，以及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时间大概在盘庚至帝辛之间（分元前1401年至前1122年），内容大多数是殷王祭祀、田猎、求雨、卜吉凶等的记事文字。殷生意人崇拜鬼神，凡事必用甲骨。他们采用龟甲兽骨写刻卜辞，相关的事件，再契刻记事文字。甲骨的出土地点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初为当地农民翻耕土地时发现的。因为不知是何物，所以被当作龙骨卖给药铺，用来治疗虚弱和破伤。清光诸二十五年（1899），那个时候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患病后，在抓来的中药中认出了甲骨。二十九年（1903），刘鹗著《铁云藏龟》，第1次把甲骨以拓片的形式出版。三十年（1904），孙诒 让著的《契文举例》对甲骨文始加考释。其后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发掘。 文字学家认为，一种文字从发现到成熟至少要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而3500年前的甲骨文依然出现一批形声字，表明它是较成熟的文字。按此类推，最早的汉字应出此刻夏或更早的时代。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为中国文明史已逾五千年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载体。咱们国家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纸草文字、巴比伦泥版文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具有同等的地位，号称世界四大古文字。如果其他三种文字的发展都中断了。惟有甲骨文发展下来。在已发现的的近5000个甲骨文单字中，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余下的3000多字多属地名、人名、族名，可知其意，但不可读其音；其中亦有不少字因后世不再沿用，给正确考释、研究带过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有专业人士认为，因为甲骨文属卜人应用文字范围，并不等于社会的用字量，所以商代实际存在的字可能还要更加的多。 殷墟甲骨文发现百年以来，出土数量已达15万片。它固然是殷王室进行的记事文字，而且存在形式呆板，字名简单，识读困难等局限，不过对“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历史研究仍为极其贵重的资料，而且与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和古时候科学技术研究等有着亲密的关系。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全地球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28000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附】有关美国的计算机软件公司，参看甲骨文公司。 开放分类：汉字、传统文化、文字、历史、殷墟参考资料： 1、百科全书历史卷 2、 * 《契文举例》 3、 * 刘鹗，《铁云藏龟》 4、 * 罗振玉，《殷虚书契》、《殷虚书契后编》 5、 * 明义士，《殷虚卜辞》 6、 * 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 7、 * 王襄，《室殷契征文》 8、 *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 9、 * 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 10、 *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